小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今天是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特辑录一些图文，纪念这位“浪漫骑士，行呤诗人，自由思想者”。后面特附上王小波生前唯一访谈纪录片，珍贵影音非常难得。
综合自鸟人与鱼，李银河，细读会着迷等
王小波
Wang Xiaobo
1952.5.13 -1997.4.11
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亦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
「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代表作品有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他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
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并入围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小波生前两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
在海外华人文学界获得普遍称誉
但当其期望进入内地文坛体制时
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甚至出版作品都很困难
王小波在其小说集《黄金时代》的后记中坦承：
“本书得以面世
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必须说明，这些优秀的品质并非作者所有
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这本书困难得多
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
当归于所有帮助出版它的朋友们”
而1997年王小波遽然逝世，成为了王小波现象的开端
其作品被空前的传播和接受，在民间与知识界都引起巨大反响
作品的发行量至21世纪仍为90年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
各种形式的王小波纪念会，作品研讨会层出不穷
一时间王小波现象席卷文坛、文艺界与文学批评界
王小波现象的爆破点在于其杂文，值得一提的是
其杂文在身前就曾经受到关注
评论界有把王小波热比作陈寅恪热之后
自由主义浪潮在中国的第二次勃兴
关于王小波小说价值的讨论
在主流文学批评界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可以说，王小波现象的主要焦点
在于其杂文以及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潮
而其小说在文坛的地位与技术性讨论
仍处于悬而不决的地位
王小波是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
他的作品对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
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
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
而秉承罗素、伊塔洛·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
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
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在文学创作上无疑是个多面手
不仅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也有不错的发挥
但是，小说是他的旗帜
一个作家内心承载的灵魂是他笔下的文字
这也是对文学生命的延伸和诠释
小波在创作中，始终以一个“观察家”的姿态
关注社会普通民众面临的问题
这与他的生活有关，也与他朴素的价值观有关
因此，在他的小说中
经常可以看到普通人琐碎的故事
但故事背后却饱含了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理解
小波小说的语言是朴实无华的，没有矫揉造作
这种所谓的“技法”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我认识的小波，在这一年收获颇多
不仅在小说创作上，也在诗歌和散文上
他的勤奋和努力换取了大众的认可
—— 作家扶小风
小波的文字涉猎了小说、诗歌、和散文
但以小说居多，也以小说见长
他的文字质朴而充满智慧的火花
并不是那种为写文字而造文字的人
他文字里透露出的感情是真挚的，感人的
—— 作家季纯
王小波 · 语录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不愿清醒，宁愿一直沉迷放纵
不知归路，宁愿一世无悔追逐
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
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
一千八百种坏毛病
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 ?
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
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
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
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
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
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
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
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你是非常可爱的人
真应该遇到最好的人
我也真希望我就是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
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
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军旗
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
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说吧， 和我好吗 ?
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
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
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
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
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
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
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
还有别爱别人！
我很讨厌我自己不温不凉的思虑过度
也许我是个坏人
不过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会变好呢
《爱你就像爱生命》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
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
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
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
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人活在世上
就是为了忍受摧残
一直到死 想明了这一点
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黄金时代》
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
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
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
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
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 ——
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妙语连珠
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一个人想像自己不懂得的事很容易浪漫
《沉默的大多数》
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能说我的爱贱
《东宫西宫》
人在年轻时
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工作与人生》
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
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
这里的道理很明白：
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
无论如何，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三十而立》
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
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思维的乐趣》
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
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
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 ——
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黑铁时代》
虽然岁月如流
什么都会过去
但总有些东西 发生了就不能抹杀
《流年似水》
我时常回到童年
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
很多烦恼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
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
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
活下去的诀窍是
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
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
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不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在明知道有的时候必须低头
有的人必将失去，有的东西命中注定不能长久的时候
依然要说，在第一千个选择之外，还有第一千零一个可能
有一扇窗等着我打开，然后有光透进来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本质的
像我的本质就是流氓，土匪
如果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
可是在城市里做个市民
在学校里做个教员就很不合适了
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
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当一切开始以后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事情了
我想要从梦里醒来
就要想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方能跳出梦境，这是唯一的途径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不幸的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
假如能够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
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
但在我活着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活下去的诀窍是：
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在很穷的时候
用到自己偷来的东西
感觉妙不可言！
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
而阴茎倒挂下来
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
孤独，寂静
在两条竹篱笆之中
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
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
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
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的东西就愤怒
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
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
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
人无论如何也不该再是愚昧的了
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
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
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
真他妈的有意思
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
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
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李卫公年轻时很有本事
所以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做流氓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
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渴望变的聪明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愚蠢的人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
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
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念书就是为考大学，考大学就是为读博士
读博士就是为以后主管工程,主管工程就是为贪污公款
我引用昆德拉这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被领导听见了，他就说：一定要把该上帝批倒批臭！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
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雾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你有真正的诗人气质!”
会唱歌的人一定要唱自己的歌
不会唱歌的人，全世界的歌对他都没有用
反熵，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奸党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性
可大家都追求这样一个过程,最终就会挤在低处
像蛆一样熙熙攘攘
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
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
生活是天籁,需要凝神静听
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
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
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一切摧残
想通了这点，任何事情都能泰然处之
虽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
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就不能抹煞
小时候我对生活的看法是这样的：
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种游戏
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
具体而言，这个看法常常是对的，除了臭气弥漫的时期
比方说，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得高分
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得高分
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
鸡多不生蛋，女人多了瞎捣乱
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
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
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
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
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
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
假如我要写什么，我根本就不管他格调不格调
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开始谈起
好的文字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
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
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我现在只是有点怕死
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
每个人的贱都是天生的，永远不可改变
你越想掩饰自己的贱，就会更贱
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承认自己的贱并设法喜欢这一点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
成为思维的精英
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
真他妈的有意思
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
很不幸的是
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
使它变得蛮有趣的
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
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
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
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 ——
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
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
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
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
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
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
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
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
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人生就是一个缓慢被锤骟的过程
1 9 5 2
5月13日
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
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家庭境况突发变故
这一突变对王小波是个很大的打击
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省渠县
云南兵团工人
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
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
50年代初在云南兵团当兵
1952年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1979年平反
母亲宋华在延安当工人，原籍山东省牟平县
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
在男孩中排行老二
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
或许并非偶然
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
兄王小平，弟王晨光
1 9 5 7
4月11日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件事对王小波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有一定影响
1 9 5 8
“大跃进”运动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可以从他的一些杂文和小说中看到
1 9 5 9
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小学读书
1 9 6 4
小学五年级时一篇作文被选作范文
在学校中广播
1 9 6 5
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中学读书
1 9 6 6
上初一时“文化革命”开始
作家对这一运动的印象
可以在《似水流年》等小说中看到
1 9 6 8
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
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
也是处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
1 9 7 1
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
后做民办教师
一些早期作品如《战福》等就是
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写作的
1 9 7 3
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
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
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 9 7 7
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
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
《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
1 9 7 8
5月，仍旧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的王小波
第一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在此之前
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
他报考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并被顺利录取，就读于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
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
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大学期间在《读书》杂志
发表关于《老人与海》的书评
1 9 8 0
1月21日与李银河结婚
李银河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
最著名性学家，自由女权主义者
同年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处女作
地久天长
1 9 8 2
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
教师生活是《三十而立》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开始写作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
黄金时代
1 9 8 4
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
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
1 9 8 6
获硕士学位
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
继续修改 黄金时代
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
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
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
这段经历在一些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
留学期间，父亲去世
1 9 8 8
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 9 8 9
9月出版第一部小说集
唐人秘传故事
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拟名《唐人故事》
“秘传”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未征得作者同意
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红线盗盒红拂夜奔
夜行记 舅舅情人
1 9 9 1
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小说 黄金时代
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
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
发表于《联合报》9月16日第24版
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写作事业起了鼓励作用
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
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1 9 9 2
1月，与李银河合著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月 王二风流史
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
收入三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8月 黄金年代
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代”
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9月，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此时至去世的近五年间，写作了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
12月，应导演张元之约
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
东宫·西宫
1 9 9 3
王小波写作完成并曾计划将
红拂夜奔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爱情
合编成 怀疑三部曲寻找出版机会
1 9 9 4
7月，王小波的 黄金时代
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收入五篇小说
黄金时代 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
9月
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研讨会
在华夏出版社召开
著名文学评论家及记者近二十人与会
1 9 9 5
5月，王小波的小说 未来世界
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 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散文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1 9 9 6
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机场上夫妻永别
11月，杂文集 思维的乐趣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1 9 9 7
4月11日
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享年四十五岁
妻子李银河发表悼文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4月26日
王小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同月，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 东宫·西宫
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
电影《东宫·西宫》入围戛纳电影节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荒诞性
王小波在自己几乎每一篇小说之中都有“王二“这样一个叙述者，王二身上又灌注了作者王小波身上的某些特征，这样就会造成读者对于王二和王小波的等价认同的一种阅读状态。在《万寿寺》中，王小波写到王二是因为不愿做领导交代的事而进行小说创作，在最初就强调了一切叙述的虚假性，王二的玩世不恭让读者想到王小波的叙事姿态，这样 便不再期待从王小波的叙述中获得一种意义，而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虚无感，因为在最初就规定了一种必然走向虚无的结局。在《黑铁时代》中，王二本身就参与了“黑铁公寓”的管理，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王小波自己与世俗的合谋。这样，最初的强烈的心理冲击就得到缓和，叙述者变得不再可信，叙述者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符号的堆砌，这样荒诞感就诞生了。
历史本来在正史中的面目是清晰、确定、严肃的，但是王小被却将历史放入了一种滑稽有趣的情景之中，使历史降格为满足心理戏谑需要的故事，而正史则被拐下了道貌岸然的面纱，比如在“思想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有精神上另类的狂欢者，而李靖这样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也像凡人一样拥有庸俗的一面。历史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抽出，被重新建构，转向世俗的一面，这样原本正史中历史的神秘感不再，历史也失去了深度，而退化为一个空间场，承载着作者创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狂欢，历史在被消解的过程中被俯视，而在历史中的人物的狂欢之中，时间变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强烈的时间流逝感便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荒诞感。
王小波有种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他笔下的文字没有逻辑性，话语和话语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具有很强的跳跃性，比如“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那个女人就应该叫f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呆得越久，就越发现这世界有些人总是在梦游，由此产生的沟通问题对心脏健康的人都是一种重负，何况我舅舅是个病人”，“大学毕业以后，他们让我到国家专利局工作，众所闻知，爱因斯坦就是在专利局想出了相对论”，这种话语的疏离感会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心理的疏离感，甚至会放弃对于阅读意义的追寻，只是在话语的把玩之间获得了一种快感，继而又转向深探的荒诞感之中，因为读者已经发现落入了王小波的话语游戏迷宫之中。另外，荒诞感的获得还源于王小波对于一种机械式的生活方式的描述，例如《白银时代》中人们的工作成果总是不停的枪毙，然后循环住复。《未来世界》中人会因为犯错而被取消旧身份，贴上新身份，这样人就如没有灵魂的机器一般被操纵着。《黑铁时代》中，人们生活的黑铁公寓里上班下班都有人看管，人就成为没有自由的木偶。这种生活的机械性往往会引起读者对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与思考，而被操纵的生活，会带来一种滞留于异城的感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中，人没有获得超越而成为一种复杂的关系中的俘虏，这样读者也在对生存命题的怀疑与思考之中陷入了苍凉与荒诞的情绪之中。
性爱
王小波的小说，第一次集中地用“爱情”，特别是“性爱”，公开挑战了革命逻辑。王小波既继承了年代对爱情与革命权力关系的思考，具有强烈启蒙意味，也顺应了年代世俗化潮流。他的“革命+恋爱”小说中，爱情，特别是性爱，不仅是日常化的欲望力旦，更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主体价值，进而成为”人性再启蒙”的重大伦理支撑点。这些小说中爱情的价值，就在于对抗革命叙事对人性的戕害、革命集体道德主义对人性的遮蔽。他笔下的“性”，虽有大胆直白的描写，却不指涉颓废的日常化生活态度，而是精英化的价值伦理。他固执地去探索“革命+爱情”的复杂表现形式，批判性地在诸如“虐恋”、“权力关系”等视角下挖掘革命话语对人性造成的创伤，以及革命与爱情多变复杂的组合关系。
深刻揭示革命与爱情在中国复杂的生成关系，是王小波“革命+恋爱”小说独特的思想价值。首先，王小波洞察到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内在相似性。革命与恋爱，都存在“浪漫化”倾向，革命对常规性秩序的破除，契合恋爱中的个性要求，表现出一定边缘性与游戏性。同时，这种边缘性与游戏性，又与情爱叙事的“性”有转喻性的暧昧关系。于是，王小波笔下，道德乌托邦的革命．却变成了“爱情”与“性爱”的青春狂欢。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红卫兵小将的武斗场，成了少年王二放纵发明想象力的“古战场”，并成就了他与女大学生颜色的姐弟恋。革命与性欲的微妙关系，再次验证了两者在边缘性与游戏性上的相似处，既契合马尔库塞有关爱欲与革命结合的理论，也为 重新审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基础。革命是“获得认可的欲望”，它天然因其超越现实性品格．而与人的情感欲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王小波的小说试验了两性交往遵循由“性”及“情”，由肉欲到爱情的升华，达到性情交融、灵肉一致的美好境界。由其作品不难看出这样的意向：“性”是最低纲领，“情”是最高纲领。“情”的“升华”与否不能作为对“性”实行禁忌和剥夺的前提条件。但一种仅仅发自本能且止于本能的两性关系是残缺和可悲的，若固执于“性”并泛滥开去，则极有可能从个人悲剧衍生为伤及他人、腐化人性、污染世风的罪恶。所以，西门庆式的“行淫死于肉”和贾宝玉式的“意淫败于灵”，皆不足以构建“性”与“情”两翼的和谐、均衡、幸福。在《黄金时代》中，“性”既是被拯救的对象，也是实现拯救的手段，使其恢复自明和自为的本相，也是破除性别和人际之间有形无形的“藩篱”、破除身内身外的“牢狱“的武器。可以说，王二和陈清扬超越了他们身处的时代，成为启动和践行“（性）爱情多元化”的先锋。
以人为本
王小波“以人为本”的精神立场对于今天的现实道德生活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群体之人， 是当前坚持“以人为本”的重心所在， 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现实意义。 “集体第一， 个人第二”作为道德准则是无可挑剔的， 但不能无限泛化， 甚至发展到“目中无人”———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个体之人更应受到尊重。人权， 其精髓是“个体的权利”。面对强权，个人是弱者。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 整体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不平则鸣甚至铤而走险的人， 则主要是个体的人。所以， 虽然不能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个体的存在；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但也要反对个体虚无主义。因此 认为王小波强烈的人权意识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对 认识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 这些反乌托邦小说都凸显出作家对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权意识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反乌托邦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个人”的危机。无论《白银时代》， 还是《黑铁时代》，主流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已失去了一个个体的地位， 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人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这是极权， 是那种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王小波以这个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为突破口揭示出了 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荒谬的生存体验， 作者对这段荒唐历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其二，理性与知识的现实意义。理性不仅是王小波思想以及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他本是个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终身追求着理性与知识。这 可以从《有关“错误的故事”》、《科学与邪道》、《科学的美好》、《对待知识的态度》等杂文了解到王小波的思想观点。王小波把文革时期作为其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与他崇拜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文化以道德为宗旨，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剖析世界。这种看法当然有着它先进性的一方面，然而这种看法 认为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同样也必然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学说是救世良方，道德价值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从而对自然科学知识缺少必要的尊重，以致于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数百年。对道德判断来讲，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因此，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社会，向社会提供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王小波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同情无数知识分子，比如马寅初和老舍，因为有过生活于不理智时代之不幸。另一方面，作为讲绝对原则，给老百姓灌输不合理思想的人，知识分子也往往犯“建立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之罪。总而言之，王小波倡导以现实、理性为导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与此相反，作为一个自由派，王小波看问题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充分发展个人主义与文化多元化。要真正解决中国从古到今的弊病， 必须关注人，尊重人，使人性的光辉得以宣扬。从上述的讨论， 可以看得出王小波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良方，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以理性主义为根基。
当理性与人性的发生冲突时。“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王小波用冷峻的目光，审视事物本质及内在冲突，从人性角度上构建理想的道德标准。
王小波的文章中常常在做一种对比：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充满了压制科学，铲除知识的因素和氛围，而近代西方科学凭借“平等”和“自由”的支撑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自由独立的资质和品格——“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正是由于“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决定了“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他赞叹知识“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
王小波的笔下触目皆是知识及知识分子被贬谪、被伤辱的历史和现实记录。“知识”如同荼毒生命的“坏疽”知识分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带菌者”，则沦为怀疑、敌视、惩戒的对象。《红拂夜奔》中的李靖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却无法考取“数学博士’的头衔，并因这数学才能被宫府打板子。当他声称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一世界顶级难题的证明时，更成为被收买和追踪的“囚犯”，每月收到一张“汇票”，同时身后司职监视他的公差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再比如，《黑铁公寓》中，知识分子这些所谓的“社会的精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作为“房客市场”的“货物”，赖买进或抢进漆黑一团、栅栏围就的“黑铁公寓”，成为脚镣手镑和各种羞辱性教条束缚终身的“囚徒”，而有资格和资质开“公寓”的是精明诡诈的“文盲”，这些逆反人性和有害于人类发展诉求的“倒置”的社会关系建构、荒诞的现实和观念逻辑却在一种熟视无睹、见怪不径的社会心理氛围支撑下大行其道。
从王小波的作品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总体认识和印象：中国文化观念和现实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使求知和求真的科学活动始终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和独立性，权力统摄、意识形态禁锢、道德规约等多管齐下，文化不断走向歧途。即不是如培根所言“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看待世界以及科学活动本身，这里的“人”是强权者的代名词，换言之，客观性被主观性，而且是极端狭隘和武断的主观性所取代，踯躅于歧途的是已经或多或少失去了个体自我之“尺度”的知识分子。
历史观
王小波在作品中注入的历史观念与“—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王小波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肆意遨游，目的并非寻找什么大道或背离主旨，相反，他在体道适性，以求“有智、有性、有超”。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个人情感与主体精神一以贯之。
在建构历史故事过程中，王小波并非泥古不化，处处以史料的真实性为依归，执着地向着那个已逝时代的本来面貌复归，力图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寻求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真实。相反，他始终以—个现代人的视角、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主体立场来重构历史，在历史建构中实现对现代性、现代精神的复归。因而作者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历史人物，不如说是现代人，他们所具有的是现代人才具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生命状态。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融入文本，以寓言、戏谩、反讽的修辞方式以反神话的写作进行到底。
王小波的这种描绘，事实上是对思想领域内“规训与惩罚”现象的生动描摹，是对福柯“权力制造知识”这一命题的审美性再现。与其说作者在写未来，不如说是在写现实、写历史。写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造成千百万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创伤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种种清规戒律与思想钳制。实际上，王小波对限制个体发展、钳制个人思想行径的反感与抨击是一贯的，他曾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王小波杂文中的大量篇章都是在怀疑、反叛、攻击这种权力话语对个体、尤其是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压制，表达的是对完整生命和高度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种对个体自我形象的展示、深入心灵世界的拓展，以一种戏谑与近似黑色幽默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激烈难平的忧愤、高度深沉的压抑、飞扬跳动的生命激情饱蕴其中。
罗素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王小波的思想和行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小波在文本中追求与张扬的即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他以自由主义思想来书写文本，以自由主义思想来统领文本中的历史世界。以自由主义思想来与笔下人物和已逝历史进行对话，以自由主义思想对—切非自由、非理性的存在进行抨击与反讽。因此王小波笔下的历史又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史。
死亡叙事
王小波对刑场、刑罚进行了如醉如痴的、欢笑的、别开生面的叙述。这种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死亡叙事非常奇妙地反映了他反抗奴役的人生哲学，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刻骨铭心的生命情感记忆及别具一格的审美时尚。王小波的死亡叙事在诸种叙事动机的推动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狂欢节式的亵神表演，越来越传达出作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对探究死亡的浓厚兴趣以及他的嗜死情节与生命执念的矛盾统一。王小植对死亡的理性与非理性、拒斥与迷恋、残愚与欲望、悲观与好奇的展示，成了他的深广诡异的想象力的一种原动力。死亡叙事的种种悼念层面，死刑游戏和狂欢化诗学是王小波小说引人人胜的魅力所在。
他的死亡叙事明白无误地指向对强权、暴力的批判和控诉。王小波《青铜时代》在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上往纵深发展，他的死亡记亿也从时间隧道里浮现出来，具有了历史的深广度。《寻找无双》中的车裂之刑，是王小披死亡叙事中最掺烈的场面描写。王小波的狂欢化诗学更典型更突出表现在他的刑场上的死亡游戏上，具有全民性、广场化、仪式化的特点。
王小波生前唯一访谈纪录片
安 德 烈
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唯一为王小波拍摄过纪录片的人
该纪录片1996年10月制作
素材大部分丢失
只留下专访
通过意大利大使馆转交
安 德 烈 拍 摄 王 小 波 视 频
▼ ▼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王小波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文/王小波
花剌子模古国，位于中亚阿姆河下游三角洲，是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
——End——
